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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学者:混乱与秩序—世界是否重回“势力范围”模式

小编

  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其外交政策的新举措、新说法引发了关于世界是否重回旧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特朗普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对古巴的威胁,显示出美国也在重新划定自身主导的势力范围以及地缘政治与战略红线。

  在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突袭之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理事会(Council of Councils)曾发布一份报告,来自欧洲、拉美、东亚、大洋洲与中国的六位学者,从各自所在的地区视角出发,评估了美国新战略的影响,以及所谓“势力范围”逻辑的内在矛盾与潜在风险。

  这些学者主要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SIIS)、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 Lowy Institute)、墨西哥外交关系委员会(COMEXI)、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CARI)以及首尔东亚研究所(EAI)。他们认为,当前世界并非简单回到传统意义上的“势力范围”体系,而是进入了一种规则、权力与秩序并存却相互冲突的过渡阶段。未来真正的风险不在于势力范围是否成型,而在于大国战略模糊、彼此信任下滑与规则被弱化所引发的系统性不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仍取决于主要大国是否愿意克制自身权力冲动,并为中小型国家保留一定的空间。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所长斯特凡·迈尔(Stefan Mair):欧洲须做最坏的准备

  特朗普将整个西半球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新国安战略中的“唐罗主义”和对委内瑞拉的军事突袭行动,凸显了这一点。但更令欧洲人感到震惊的是,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觊觎格陵兰岛,令人不禁联想到普京针对乌克兰的做法。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势力范围”思维对欧洲的影响远不止格陵兰问题,因为它无疑会助长普京“独霸”欧洲的野心。

  欧洲人必须认真思考:美国是否已将欧洲视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或在欧洲套用其国安战略中提到的“均势”之逻辑?这种不确定性就反映了欧洲对美国可靠性与可信度的深刻怀疑。因此,欧洲必须为最坏情况做准备: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遏制俄罗斯的霸权野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俄争夺对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与影响力。

  未来五到十年内,欧洲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一是在防务投资尚未完全转化为实际能力之前,如何遏制俄罗斯;二是如何应对俄罗斯的核威胁。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建立可信的核威慑,无疑是欧洲决策者面临最紧迫的问题之一。相比之下,欧洲在其周边地区施加影响的能力远强于俄罗斯,拥有各种非军事的政策工具。这就要看欧洲领导人有没有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

  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主席弗朗西斯科·德·桑蒂巴涅斯(Francisco de Santibañes):拉美重新对齐与平衡

  若干关键问题仍然待解,其中包括:美国新国安战略究竟是国家的大战略,还是仅仅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偏好?搞清楚这一点之前,其他国家很难接受或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同样模糊的是,美国是否真的愿意放弃长期以来制衡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所谓势力范围,实际上就意味着允许中国巩固在周边地区的主导地位,正如美国试图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

  就西半球、尤其是拉美地区而言,也不能一概而论,各国处境因为和美国的距离远近而有所不同。地理上更近的国家承受的压力更大,被美国置于自身安全框架之下,涉及非法移民、毒品贩运和边境安全等问题。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美依赖度也高,更容易受到美国政策变化的冲击。相比之下,“南锥体国家”几乎不被美国视为直接安全威胁,加之贸易与投资伙伴更为多元,其战略回旋空间更大。其中,米莱领导的阿根廷政府,战略上同特朗普政府看齐,获得了来自美国的金融援助。这种对齐尚未带来安全成本。阿根廷仍然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智利等一些国家则在密切观察这一模式。

  ▲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阿根廷总统米莱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和移民政策表示肯定,并表示,他和特朗普“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总体而言,西半球大多数国家可能会选择尊重美国的安全关切或战略“红线”,避免采取激怒华盛顿的行动,同时努力维持与其他主要伙伴,尤其是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如何在中美之间取得平衡,避免误判和误解,将成为拉美国家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韩国东亚研究院院长Chaesung Chun、东亚研究院执行主任兼高级研究员Inhwan Oh:相互冲突的势力范围——缺乏大国协同,将导致混乱与竞争

  世界秩序回到“势力范围”时代的说法具有误导性。当前并非简单回归19世纪的地缘政治或列强协同,而是形成一种更不稳定的混合型秩序:不同的组织原则并存并相互冲突。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大战略的重新调整,正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

  美国新国安战略并未将印太地区界定为美国势力范围,而是视其为需要战略调整的区域,目标是遏制中国成为区域性霸权,而非直接行使地区主导权。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承认美国在美洲的势力范围,却不承认中国在印太的潜在势力范围——揭示了美国大战略中的内在张力。

  稳定的势力范围需大国间“协同”(concert),就权力边界与自我克制形成默契。但当今美中俄之间形成这种“协同”的可能性极低。战略不信任根深蒂固、意识形态分歧大、技术与经济竞争将相互依存转为安全负担。在此背景下,势力范围逻辑更易引发摩擦、误判与地区性胁迫。

  在亚洲,更大的风险在于大国竞相推动不相容的地区秩序,导致规则、预期与等级体系的碎片化。对韩国等亚洲中等强国而言,全球秩序碎片化远比单一势力范围更危险。韩国的核心利益不在于被动适应大国竞技场,而在于推动重塑一个自由、基于规则且包容的国际秩序,确保中小国家仍能保持战略自主、经济开放与政治选择。在日益区域化的权力格局中,韩国应联合志同道合伙伴,防止印太沦为封闭的大国“特权空间”,并维护合作、法治、包容性与主权平等原则。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军事研究高级研究员米克·瑞安(Mick Ryan):中等强国必须找到自身定位

  我们熟悉的旧世界秩序正在消失,但一个有凝聚力的新的全球运行体系尚未出现。各国正处于一个权力“空挡期”(interregnum),试图在后“美式和平”的动荡与危险中继续前行。无人能够保证这一时期会是和平的,也无法预测这种全球不确定性将持续多久。

  一些专家预测,空档期之后出现的中美俄“三强划分世界”的模式存在明显问题。例如,欧洲本身就对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形成构成挑战。同时,巴西、印度、日本、尼日利亚、韩国等国家作为中等强国,全球影响力和能动性不容忽视。如果这些国家在“三强架构”之外形成各自的权力中心,世界甚至可能出现更多势力范围。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在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力量无人能够替代。

  澳大利亚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地理隔离,简单地与“三强”之一结盟,或许已不再是最佳策略。然而,若选择在该结构之外运作,澳大利亚将不得不大幅增加在国防、情报及其他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入,甚至可能需要建立自身的核威慑能力。如果具备足够的政治意志,澳大利亚甚至可以在大洋洲建立自身的“小型势力范围”,并与其他重要国家在非洲和南美推动类似安排。

  当然,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前提:空档期之后世界确实回归“势力范围”主导。另有两种可能:其一是美国重新恢复霸权;其二是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技术与军事领域的主导力量。而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已没有时间拖延,必须重新思考其在这一全球体系转型期中的战略选项。各国重新构建世界观已成为当务之急。

  墨西哥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克托尔·卡德纳斯·苏亚雷斯(Héctor Cárdenas Suárez):势力范围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

  势力范围需要清晰边界、可信的执行力与可预期的承诺,而这些条件在当前美国外交政策中普遍缺失。尽管在叙事上强调西半球优先,美国仍深度介入中东、乌克兰与印太事务。

  从结构上看,势力范围并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中国是一个跨越经济、技术与政治领域的全球性竞争者,其影响同样延伸至拉美。单纯在地理上的收缩无法隔绝这一挑战。有效竞争依赖的不是在地域上排他性安排,而是能够跨区域、跨领域投射影响力的联盟网络。

  在这一背景下,墨西哥并非边缘角色,而是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美一体化、韧性供应链、移民治理与安全合作都是战略资产。但美国将墨西哥主要视为“问题”所在,将削弱美墨协调与互信。真正的风险,并非势力范围的迅速成形,而是战略模糊性所造成的叠加损害。当美国最终试图重新校准其全球角色时,可能会发现支撑这一转向所需的信任、信心与制度能力,早已被侵蚀殆尽。

  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军事打击,再次表明以国际法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面临断裂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势力范围模式是正确道路,或注定定位未来的主要国际秩序。国际法律、制度与规范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是否愿意共同维护其有效性。

  势力范围模式并不被中小型国家所接受,而这些国家构成了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在势力范围体系中,它们将失去平等地位,其利益很可能被忽视或侵害。因此,这些国家不会接受这种新的全球架构。若这些国家希望维持更平等的体系,就必须超越意识形态、文化与身份的限制,共同推动全球议程,从而对势力范围模式形成制衡。

  中国反对所谓的势力范围体系,认为其本质是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逻辑。中国仍然支持基于主权平等、国际法与多边合作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不会改变中国维护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意愿。中国真正担忧的是,美国是否会在委内瑞拉之后继续推进军事冒险。一个高度不稳定的世界将阻碍中国的持续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必须为之准备的现实。